执业方向：刑事辩护、建设工程案件

律师履历：

四川辞鉴（保山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监事会主任。曾在保山市教育局、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善于研究法律，用多角度合法化思维解决问题。

杨明金律师最警惕的，是孩子过早地安静下来。

孩子两三岁时，总追着父母问“为什么”。问题很多，也很碎，有些连大人都答不上来。最省事的办法，是一句“不知道”“跟你没关系”“别问了”把问题挡回去。

孩子问得少了，大人往往觉得他懂事了。杨明金律师不这么看。他觉得，这种安静有时不是成长，而是孩子发现：提问得不到回应，索性不再问了。

好奇心也不只在书本里。孩子拼乐高、折纸飞机、拆看玩具，在成年人眼里可能只是玩，对孩子却是在试着弄明白一件事。如果完全让他“自己解决”，难度太大时，他可能很快放弃。如果父母直接替他完成，他又失去了探索的过程。

杨明金律师的做法是陪在旁边，真正卡住时帮一下，能自己做的仍让孩子自己做。他和妻子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医生，都忙。他听过很多父母说“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孩子”，但他不太接受这个理由。

在他看来，陪伴不等于一直坐在书桌边盯着，而是在孩子提出一个问题、冒出一个念头时，愿意停下来听一听。

有一次看完电影，孩子说起自己的看法。杨明金律师没有马上判断对错，而是问：“这个见解挺独到的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”

孩子为了回答，又认真想了一遍。

他说，很多父母并不是不爱孩子，只是太习惯纠正。孩子刚说出一句不成熟的话，大人就告诉他哪里错了。刚有一个不同想法，就急着把它改成正确答案。时间久了，孩子开口之前先想的，不是“我怎么看”，而是“这样说大人满不满意”。

大人说“我是为你好”时往往很快，真正把孩子的话听完，却没那么容易。

杨明金律师并不反对规则。他反对的是，把对行为的管理变成对思想的管理。少纠正一次，不是放任，而是先让孩子把话说完。

他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，如今习惯在课前先读教材，自己琢磨公式和问题。上课时，不是第一次等老师给答案，而是拿老师的讲解来检查自己的理解。

“老师还没讲，他已经很想把答案说出来。”杨明金律师讲到这里，很高兴。

笔者听下来，他想培养的并不只是一个会做题的孩子，而是一个遇到问题时，先愿意自己想一想的人。

杨明金律师对教育的兴趣，不是当父亲以后突然冒出来的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做过一年教师，后来进入保山市教育局，参与全市教学质量的统计、分析和评价。不同学校之间的成绩差异，让他很早就开始琢磨：同样的教材、相近的课堂，为什么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能力会差得那么远？

后来做了律师，他研究问题的习惯没有变。

他说自己看一份卷宗，常常要看七八遍，有时看十遍。办案最容易做的，是先想“过去这一类案件怎么处理”，他偏要再往下找，这个案子和过去那些案子到底哪里不一样。

“每一个案子都有它的特殊性。”他说。

在刑事案件中，他会把自己找到的那个特殊点，拿去和检察官、法官沟通。他也坦率承认，律师把卷宗多看几遍，未必就能改变最后的结果。但如果一开始便套进同类案件的结论里，有些重要的事实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。

说到这里，笔者忽然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反对给孩子现成答案。

看案子时，他不肯让经验替代事实，带孩子时，他也不愿让成年人的判断替代孩子正在发生的思考。两件事看起来离得很远，背后却是同一种习惯：先面对具体的问题，不急着下结论。

现在，有案子时他仍然办案，清晨也会做教育直播。他希望把这些年的观察讲给更多家庭听。教育对他不是律师身份之外的一项装饰，而是教师、教育部门工作人员、律师和父亲几种经历最后交汇到一起的地方。

教育这件事最不缺“成功方法”，也最容易把一个家庭的经验写成所有家庭都该照着做的答案。杨明金律师的观点当然不必人人接受。但一个写书、做直播、说起教育颇为笃定的人，真正反复提醒笔者的，反而是对“正确答案”保持一点警惕。

卷宗不能只看一遍，孩子也不能只按一个结论去理解。

大人能做的，也许不是尽早把路指出来，而是别太早把路封死。